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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女高师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，因鲁迅、胡适、李大钊等均曾在校授课，也因为后来的女师大学潮与“3·18”惨案，使它成为一所名闻海内的学府。程俊英教授是女师大最早的学生之一。本书是程俊英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，我们从中选摘了她回忆当年女师大的部分内容。
冲破禁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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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女高师在西单石驸马大街，据说是清末慈禧太后命令拨款盖的。大门为铁制，高而且大，门内是一小天井，天井后有三座两层楼房，第一座是校长、教务长及男职员办公室，第二座为教室。第三座楼上是学生寝室，楼下为学监办公室、自修室和大饭厅。楼房漆成红色，故亦名“红楼”。当时校长为前清举人方还，学监为留日归来的杨荫榆，学校一切规则都由他们两人订。校规极严，如学生必须住校；周末下午回家必须家长来接，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的衣裙制服，梳一把抓的高髻，白袜黑鞋，违者记过，记过三次者开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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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只许男子入学，后来才办女子师范一所，该校附属的国文专修科，是大学性质的。过了两年，北京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国文专修科改为国文部，我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(1922年毕业)。 成人
我班同学约四十人，1917年入学，除在北京招来的十三人外，其余都是由各省教育厅保送入学的。初入学的时候，虽然大家都有逃出封建家庭升入高等学校的一番喜悦，但一年住下来，门禁森严的看守，校长严厉的监督，学监日夜的检查，桐城古文的习作，一切的一切，全然不合我们这些青年的理想和要求，且引起了我们极度的反感与苦闷。大家都说：“与其窒息而死，不如吐气而生。”于是，请求校长撤换班主任戴礼(旧文专修科主任，一个老朽妇女)和陈树声(讲桐城派义法的老朽)的职务。校长知道众怒难犯，不得已另请北大哲学部毕业生陈中凡老师为主任。陈老师是蔡元培的学生，继承“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把北大哲学部、国文部的老师多半请到我级任教。李大钊、胡适、刘师培、黄侃都是我们那时最钦佩的老师，他们给禁锢的女高师带来了清新的空气。记得李老师在一次上课时，大声疾呼：“马克思主义给妇女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只有社会性质改变，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。”将近考试时，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论文题目：《论妇女解放》。到评卷时，他挑选我作的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，送到女高师校刊去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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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的社会，看不起俗文学，看不起艺人，大家对此很反感。戏剧是俗文学，我们决定当戏子演戏，来抵抗社会的恶习。《孔雀东南飞》话剧是五四运动后我班同学的集体创作，以汉乐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为底本，改编为五幕剧，发表在陈大悲主编的《戏剧杂志》上，并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四天。演员由我级同学担任，冯沅君扮焦母，孙斐容扮焦仲卿，陶玄扮刘兄，陈定秀扮小姑，我扮刘兰芝。导演者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李大钊老师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剧词缠绵悱侧，许多观众看了都流泪不止。我在台上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仿佛觉得自己就是刘兰芝，就是无数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妇女冤魂。《孔雀东南飞》虽然是一出历史剧，但在当时演出，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 A片视频
胡适老师教我们中国哲学史，讲义是用崭新的白话文写的。我们过去一直作文言文或骈文，认为只有俗文学的明清小说才用白话写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。经他在课堂上分析、鼓吹，我们从1918年起就不作堆砌词藻、空疏无物的古文了。“五四”运动后，我渴望能看到全部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天，我和同学舒之锐到南池子胡适老师家借《新青年》，看门的领我们走上正房的第一间，门外挂着“来访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”的小木牌。进书房后，他正在伏案写作，我们说明来意，他很爽快地把书橱里的全套《新青年》取出来，我们立刻告辞，他说：“女学生不在此限，多坐一会。”回校以后，我一口气从第一卷读到末卷，顿觉头脑清醒，眼睛明亮，好像从“子曰诗云”的桎梏里爬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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