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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陈锦华同志担任过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文教组组长、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、上海市常务副市长,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、知识分子政策与文艺政策,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,他也因此与许多文化艺术界、工商界知名人士成了好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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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之一:袁雪芬的大信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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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“四人帮”及其余党在上海迫害的老干部的总数达106264人,经过中央工作组1年多的工作,复查了91917人,占应复查干部总数的86.5%。复查、解放高级知识分子1400多人,占应复查总数的96.5%。也就1年多一点的时间,使这么多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获得解放,工作量是相当大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,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一两点钟睡觉,早上7点左右起床,非常非常的紧张,而且工作是很有成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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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,包括出版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,被称作全国的“半壁江山”。当时我作为文教组的负责人,有幸结识了许多人士,他们有事常找我,关系很好。我记得有天晚上,已经很晚,快凌晨1点钟了,我的秘书找我,说有电话,我问谁呀?这么晚了还找。他说是上海京剧团的。我一听,是张学津,当时上海最好的老生演员。他在电话里又气又急地跟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,讲同他爱人吵架的事。我一想,清官难断家务事,不能表态,只是劝他不要生气,不要着急,说今天晚了,我们另外约个时间谈好吗?他同意了。我常想,我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人,实在需要结交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,那才是多彩多姿的生活。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以下就是我同他们交往和有关落实政策的几个事例。 张筱雨人体艺术
我刚到上海市文教组办公室的第二天,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就托人给我带信,用一个大信封封着,上面写着“转陈锦华同志收”。我打开一看,里面又是一个信封,上面写着“请陈锦华同志转彭冲同志”。于是我就把材料交给了彭冲,彭冲拆开信封,里面又是一个信封,写着“苏振华同志亲收”。那天正好我们在一起开会,苏振华笑着说:“里三层外三层,里面藏的什么机密呀?!”他打开一看,原来是袁雪芬说“文革”前周总理写给她的20多封信,十分珍贵,在“文革”中被抄走了,她请中央工作组帮助收回。就这么一回事,她却那么谨慎,可见文化艺术界的这些名人,心有余悸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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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之二:为赵丹平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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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,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,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。我是从大门进去的,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。我一看那个人,觉得很面熟。当时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,她推了我一下说:“爸爸,这是赵丹!”我这才想起来,于是就请他坐下。赵丹跟我说:陈市长(当时我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),不好意思,你看你休息了,我还来打扰你。我说没有关系,问他:“有什么事情?”他说:“是我自己的事,落实政策的事,想跟你谈谈。”我说:“行啊,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,我已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,另约个时间好不好?”他说:“可以,听你的,什么时间谈都行。” 成人电影
就这样我们约好了第二个星期天再谈。到了那天,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。他给我讲了这些年在单位里怎么挨批,在干校里怎么受批斗,被造反派殴打、侮辱,讲了很多事情。他开始讲的时候还比较冷静,比较克制,可是一讲开后,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,越说越激动,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。黄宗英在一旁拽他,说: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,不是跟你说好的嘛,你好好讲嘛,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。”我说:“没关系,没关系,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,我能理解。现在不到市委来讲,能到哪里去讲呀!”他听了我的这些话,更激动了,哭得更厉害了,跟个孩子一样。他说:“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。”以前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被批评,很不愉快,陈老总就对他安慰过,赵丹很感慨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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